企業(yè)與外賣騎手、代駕司機等的關系如何認定？構成支配性勞動管理則勞動關系成立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李婧 黃敬慈

在新就業(yè)形態(tài)領域，勞動用工模式的新特點造成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爭議所涉情形復雜多樣，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判斷困難。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第42批指導性案例，聚焦企業(yè)與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認定，對司法實踐中的突出問題作出回應，對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糾紛的審理化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送菜員簽了自由職業(yè)者承攬協(xié)議也未必不是企業(yè)員工

在指導性案例237號中，郎溪某服務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郎溪某服務公司”）與某咚買菜平臺的運營者訂立《服務承攬合同》。合同約定：郎溪某服務公司自行管理所涉提供服務的人員，并獨立承擔雇主責任。

2019年7月，郎溪某服務公司安排徐某申到某咚買菜平臺從事配送工作。郎溪某服務公司與徐某申訂立《自由職業(yè)者合作協(xié)議》《新業(yè)態(tài)自由職業(yè)者任務承攬協(xié)議》。兩份協(xié)議均約定：徐某申與郎溪某服務公司建立合作關系，二者的合作關系不適用勞動合同法。但郎溪某服務公司實際向徐某申支付的報酬包含基本報酬、按單計酬、獎勵等項目。徐某申在站點工作期間，出勤時間相對固定，接受站點管理，按照排班表打卡上班，根據系統(tǒng)派單完成配送任務，沒有配送任務時便在站內做雜活。

2019年8月13日，徐某申在站點聽從指示做木架，因切割木板意外導致右腳受傷，住院接受治療。徐某申因工傷認定問題與郎溪某服務公司發(fā)生爭議。此案經過仲裁委仲裁和法院審理，最終確認徐某申與郎溪某服務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本案中，雖然郎溪某服務公司與徐某申訂立的是承攬、合作協(xié)議，但應認定雙方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其一，徐某申按照站點排班表打卡上班，并根據派單按時完成配送任務，即使沒有配送任務時也要留在站內做雜活。其二，徐某申的報酬組成包含基本報酬、按單計酬及獎勵等項目，表明郎溪某服務公司對徐某申的工作情況存在相應的考核與管理。其三，徐某申所從事的配送工作屬于郎溪某服務公司承攬業(yè)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綜上，徐某申與郎溪某服務公司之間存在用工事實，構成支配性勞動管理，應當認定存在勞動關系。

讓騎手登記為“個體工商戶”也不能規(guī)避用人單位責任

在指導性案例238號中，江蘇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蘇某網絡公司”）承包某外賣平臺在江蘇省蘇州市虎丘區(qū)滸墅關片區(qū)的外賣配送服務。2019年4月25日，圣某歡通過特定App注冊成為該外賣平臺滸墅關片區(qū)專送騎手。專送騎手的工作模式為：在注冊方式上，專送騎手必須通過站點授權才能下載注冊該App；在派單方式上，平臺根據定位向專送騎手派單，騎手不可拒絕，因特殊情況不能接單需申請訂單調配；在騎手管理上，專送騎手受其專屬站點管理，站長決定訂單調配、騎手排班，騎手需按照排班上線接單；在薪資構成及結算上，專送騎手薪資包括訂單提成、騎手補貼及其他補貼等。在注冊過程中，圣某歡進行人臉識別并根據提示講出“我要成為個體工商戶”。自此，圣某歡通過上述App接單，接單后使用自有車輛配送。江蘇某網絡公司對圣某歡有明確的上班時間及考勤要求，請假會扣除相應獎勵。

2019年5月30日，江蘇某網絡公司與江蘇某管理公司簽訂服務協(xié)議，約定委托江蘇某管理公司提供市場推廣服務。同年6月10日，圣某歡委托江蘇某管理公司為其注冊“個體工商戶”，并以“個體工商戶”名義與江蘇某管理公司簽訂《項目轉包協(xié)議》。同年8月24日，圣某歡在外賣配送過程中因交通事故受傷。因工傷認定問題與江蘇某網絡公司發(fā)生爭議，圣某歡先申請仲裁，后又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其與江蘇某網絡公司存在勞動關系。法院經審理判決：圣某歡與江蘇某網絡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本案中，江蘇某網絡公司要求、引導圣某歡注冊成為“個體工商戶”，規(guī)避用人單位責任，但實際存在用工事實，應當認定雙方之間存在勞動關系。此外，圣某歡是由江蘇某網絡公司直接安排工作、直接管理、結算薪資等，其與江蘇某網絡公司之間聯(lián)系的密切程度明顯超過與江蘇某管理公司的聯(lián)系。

有接單自主權的代駕司機與平臺無勞動關系

在指導性案例240號中，秦某丹于2020年12月31日注冊某代駕平臺司機端App，申請成為代駕司機。該平臺運營者為北京某汽車技術開發(fā)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某汽車公司”），平臺中的《信息服務協(xié)議》約定：代駕司機通過北京某汽車公司平臺接單，由平臺記錄代駕服務過程中的各項信息數據；北京某汽車公司僅充當代駕司機與代駕服務使用方之間的中間人，與代駕司機不存在任何勞動、勞務、雇傭等關系，但有權根據平臺規(guī)則對代駕司機的代駕服務活動及收費情況進行監(jiān)督，有權根據平臺用戶的反饋對代駕司機的代駕服務活動進行評價，以及進行相應調查、處理。

在協(xié)議實際履行過程中，代駕服務使用方發(fā)出代駕服務需求信息后，平臺統(tǒng)一為符合條件的司機派單，秦某丹自行決定是否接單、搶單，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注冊使用平臺、何時使用平臺從事代駕服務等。秦某丹從事代駕服務所取得的報酬系代駕服務費，由代駕服務使用方直接支付。

此外，平臺根據代駕司機接單率對其進行贈送或者扣減金幣等獎罰措施，對接單狀況存在明顯異常的代駕司機賬號實行封禁賬號等相關風控措施。

后雙方發(fā)生勞動爭議，秦某丹申請勞動仲裁，請求北京某汽車公司支付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而產生的雙倍工資差額。仲裁委裁決：駁回秦某丹的仲裁請求。秦某丹不服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也沒有支持其訴訟請求。

本案中，秦某丹有權自主決定是否注冊使用平臺，何時使用平臺，是否接單、搶單，有權自行決定工作時間、地點，且北京某汽車公司未對秦某丹在上下班時間、考勤等方面進行員工管理。盡管北京某汽車公司讓秦某丹購買工服、接受軟件使用培訓、進行路考、接受抽查儀容等，以及根據秦某丹接單率對其進行贈送或者扣減金幣，但屬于為維護平臺正常運營進行的必要運營管理。綜上，北京某汽車公司對秦某丹提出的有關工作要求不屬于支配性勞動管理，不應認定雙方之間存在勞動關系。